《杂乱的秩序》
通一尔 著
第五章
群体与群体化
5-14
可扩展型群体和局限型群体
个体的群体化形成群体，其根本目的是为了自己本体生存，因此，不同个体会依据自己的生存态表现出的群体化程度（包括依托群体的程度）会有所不同。
对于很难独立实现生存的个体，其群体化程度就高，依托群体的程度就大。另外，根据自己生存态的情况，生命对群体规模大小的需求也不一样。有些生存方式是少数个体通过临时协同就可以实现生存的，比如采集、渔猎等生存方式，则群体规模较小；有些生存方式则需要大量个体长期相互协同和依托才能很好地实现生存，比如生产力低下时的农耕生存方式，则群体规模较大。
依据对群体依托程度和规模需求的不同，群体类型可以分为可扩展型（开放型）群体和局限型（封闭型）群体。可扩展型群体和局限型群体都是根据生存态而形成的。农耕生存是可扩展型群体生存，渔猎生存是局限型群体生存。
农耕群体
农耕生存是通过农业劳动创造出更多的生存效用增量的生产型生存，是需要付出大量劳动的生存方式。由于农耕生产周期较长，劳作强度较大，播种期和收获期时间要求严格，群体化更有利于实现农耕生存，所以，农耕生存的个体的群体化程度较高，群体化意愿较高。
农耕生产要求的各种生存能力（本领）较多，更容易形成分工生存，所以，个体之间合作更加紧密，群体更加牢固。由于农耕从播种到收获时间间隔较长，期间需要有足够的储备，并且欠收是农耕生存的最大问题。所以，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以及群体与群体之间相互帮助、拆借，共同度过生存困难时期是一种必然的情况。这种互助生存便会产生较为强烈的协同分工类和道德类文化。
农耕生存的地域相对是比较固定的，世代祖辈均在同一地域生存，各小群体之间相互都会非常熟知，所以，相互之间的互助或者效用交换是通过信用来实现的，无需契约。在熟知群体中，如果有人失信，则会被快速传播，失信者则难以与其他人或者群体进行协同分工或者效用交换，遇到困难时也不能得到帮助，其生存会更加困难，甚至导致灭失。农耕生产场地无法移动，农耕人驻地是固定的，所以，也不用担心谁不守信而逃跑。一切协同、分工、以及群体间的互助、效用交换在每个人的心里都“有杆秤”，每个人的心里也“有本账”。
但是，由于这杆秤和这本账是每个人自己的，会有意无意地倾向自己，并非标准的记录，所以，这些每个人的秤和账往往并不一致，这是导致农耕群体内部以及群体间产生斗争的一种原因。
水对农耕生产相当重要，水利和水患都是农耕生产最重要的事情。在生产力低下的时代，农耕生产一定程度上是靠天吃饭，所以，河流对于农耕生产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即使是相距甚远但是处于同一河流流域的每个群体都必须考虑到其他群体对水资源的利用和对水患的防范，这样使得多个群体之间形成一个生存整体，相互协同，形成一个更加庞大的整体的群体，也使得各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体都需要具有“全局”的、“大群体”的的观念。这种每个个体具有大群体观念的群体，即是可扩展型群体。
这种群体的扩展并不局限于某种量的上限，只要相互之间具有某种共同的生存关系，群体可以无限扩大。也正是由于水利和水患的问题，个体生存、局部生存必须屈从于全局的、群体整体的生存。长期如此这样，就演化形成每个个体不只是考虑自己的生存，而且更是要考虑其他个体和群体的生存。遇到灾难时，并不只是追求自己避险，而是要考虑自己的避险行为会不会给其他个体和群体带来什么风险甚至灾难。
农耕生存是将自然界的天然存量生存，通过自己的努力（农耕生产）变为增量生存，农耕群体中的个体，通过提高自己的生产力就能实现生存和实现优越的生存。所以，他们会将用来争夺存量生存的争夺斗争力转化为生产力，这样既可以避免争夺对生存率的影响、对生存环境破坏以及对已有生存效用的毁坏，而且更容易实现优越生存。因此，农耕群体并不好斗，是趋向于和谐的群体。
由于农耕生存的生存效用的获得，是需要付出大量的农耕劳动，是需要劳动力来实现的，因此，农耕群体之间的斗争不是为了杀戮斗争方。如果消灭了斗争方，就没有劳动力来从事劳动，即使占领了斗争方大量的土地资源，也无法创造更多的生存效用增量，这对于获得生存效用，实现生存并没什么有利性。
所以，农耕群体之间的斗争是为了使斗争方臣服的斗争，使失败方成为自己的劳动力而生产出更大量的生存效用。因此无论哪个斗争方胜利，农耕群体的斗争从结果上看都是形成更大的群体。农耕群体之间的斗争也都是为了形成更大统一群体的斗争。
对于权力掌控者而言，农耕群体的战争，是为了取得对更大规模群体的权力统治，以便更有利于实现其自身长期生存、代续生存、精神生存层级的优越生存。
也即是说，农耕群体的战争，并不是为了侵略、掠夺的杀戮，因为杀戮对于以农耕为生存方式的群体来说生存效用的获得是不可持续的。也不是为了占领斗争方的地盘而杀掉斗争方，因为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资源不是由谁创造出来的，而是人类没有诞生以前，就已经存在，是“天下的”，不是私有的。谁取得了斗争的胜利，只是谁取得了对生存资源的控制权。如果之后失败，同样是交出了控制权。
所以，农耕群体以“不战而屈人之兵”作为战争策略的上策。这样的策略，对于每一个农耕群体来说都是一样的，只是为了统治其他群体。所以，每一个农耕群体的主动战争，都是为了更大整体的统一，这是农耕群体能够形成超大规模社会的另一个原因。
由于农耕群体易形成大规模社会，所以，大规模社会的治理是农耕群体生存的核心。规模越大，认知就越多样化，个体之间、小群体之间的各种冲突就越多，因此，最核心的群体意志，以及最有力、有效的制度、模式、策略，对于超大规模群体尤为重要。所以，农耕群体在很多层面都具有统一性和同一性。而统一性和同一性使得个体注重群体，很大程度上以同一意志、群体意志作为自己的生存意志，当个体生存与群体生存冲突时，以群体生存为重，甚至在某种情况下，群体生存可以凌驾于个体生存之上。
由于任何好坏、利弊都是针对具体对象而言的，所以，为了解决群体内部的冲突，使群体保持和谐，农耕群体非常注重对象性思想，以不同对象的角度和生存需要出发去解决冲突和斗争。
渔猎群体
渔猎生存是直接从自然界中获取生存效用，是直获型生存。一般情况下，单独的个体也可以独立进行，群体化并不是完全必须的生存方式，群体化只是相对个体独立生存较为优越。因此，这类个体群体化程度较低，群体化意愿较低。所以，当个体生存与群体生存发生冲突时，个体生存一般会优先于群体生存，必要时，个体生存可以凌驾于群体生存之上。
渔猎生存的环境一般没有人工改造，比较原始，其生存环境中的自然风险性较大，所以，要想获得渔猎的生存效用，一般需要具有较强的与环境斗争的生存力，这是造成渔猎生存个体需要具有冒险精神和较大的风险偏好的原因。
渔猎的群体可以较为方便地迁徙，因此，个体以及小群体相互之间的信用很难被其他方监督，所以契约证据的效用远远大于信用的效用。
渔猎生存是基于自然界的天然生存，其能够获取到最大的生存效用量取决于其生存的自然界提供的量。由于自然界生存效用密度的限制，渔猎群体的个体密度不能太大，并且群体之间并不需要过多的协同，所以群体规模相对较小，一般都是由具有亲缘遗传关系的家族小群体组成。
渔猎群体是通过占有和控制可利用资源来直接获取生存效用，其能够获得生存效用量与其占据的地盘大小相关，占据地盘越大，其地域内自然生存效用量就越大。所以，对于渔猎的群体来说，会趋向于独自占据更大的生存地盘。因此，群体之间的斗争是杀戮型斗争。只有消灭了斗争方，才能将斗争方的生存资源据为己有，获得更大的生存增量和对长期生存的保障，从而实现自己群体的基础生存和优越生存。
也即是说，渔猎群体与其他群体形成的是直接的争夺斗争的关系，所以，此类群体之间的战争是生存的常态了，偏好通过对别的群体进行掠夺、侵略、杀戮来占有对方的生存效用和生存资源。
